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的资本过度深化

发布日期：2024-04-23 22:20    点击次数：96

　　一、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相关原因探究

　　目前，国内外通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我国的基尼系数表明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限度。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行业间收入差距大，垄断性、资本密集型等行业收入偏高；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虽然近些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但二者差距仍较大；第三，区域间收入差距大，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第四，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政府因素、市场因素、人力资本和灰色收入等多方面角度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探究，政府也从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角度的政策措施努力改观现状。然而，这些都未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在生产方式之中引起的。

　　二、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的资本深化与政府投资偏好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即资本深化），会造成收入差别的扩大。而反观我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条资本不断深化的发展之路。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长期以重工业为主导，并高度依赖大规模的资源投资。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得以取得长足的发展。政府连年扩大财政支出，兴建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资本劳动比都在不断提高。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进入了以能耗性为主的工业重工化发展趋势。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发生了显著而快速的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资本深化”。

　　三、资本过度深化后的行业、城乡、区域收入差距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由效率低的部门和地区会流向效率高的部门和地区，从而促进了后一类部门和地区的快速发展。而这种生产要素在城乡、行业、地区及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我国收入分配上的不均衡。

　　长期以来，金融、电力、电信、石油、交通等垄断行业，凭借其优势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度，12家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中央企业，其员工工资是全国工资水平的3-4倍；如果再加上工资以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将可能在5-10倍。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农民收入长期低于镇市居民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854元和2210.3元，收入差距为2.65倍；2009年分别为17175元和5153元，收入差距为3.33倍。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超前发展，东、中、西部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从城市来看，1981年，城镇居民收入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收入比为1.2：1：1.18；1991年，三大地区的收入之比为1.48：1：1.10。从农村来看，1978年，三大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为1.36：1.09：1；1999年，三大地区的收入之比为2.13：1.35：1。

　　四、资本深化的适度是缩小初次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根本方法

　　一般来说，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政府会通过再分配政策缓和并缩小不平等，但是，这种修补和弥合是有限度的、不可持续的。从根本上来讲，要解决收入分配的差距悬殊问题，从初次分配领域就着手是更具根本性、可持续性的。

　　首先，资本深化应该适度。资本深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驱动性，然而资本深化过度带来的行业发展差距，会影响不同行业、区域、阶层居民收入分配，这是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的根本性差距。因而，当前我国提倡资本优先、技术优先等应该适度发展。

　　其次，政府应减少权力的寻租、收租。政府官员的非正常收入，不仅会拉大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腐败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会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这种不公平会影响社会收入的分配均衡。

　　再次，完善城乡、区域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的差距，切实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解决公共服务资源失衡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实施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宏观就业政策，增强人力劳动资本的创造力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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